《成都日报（理论版）》刊登《古代成都生态文化的变迁》一文，作者为天府文化研究院马英杰、冯和一、谭平、张映晖，原文如下：

《古代成都生态文化的变迁》

人因自然而生，生态兴则文明兴。从古至今，人们依靠大自然来追求他们的幸福。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以成都城为核心的成都平原有着气候适宜、水网发达等优良特征，自古蜀时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的相处之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和与之相应的生态文化。

古蜀时期

奠定蜀人对自然的情感基调

古蜀时期，成都平原森林植被丰富，湖沼密布的生态特色铺垫了成都平原文明发展的基本色调。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地理文献揭示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各种动植物为人们最初的衣、食、住、行提供了生活、生产所需；森林、湖泽作为很多动植物的栖息地，生物多样性显著，生态系统充满勃勃生机，支持着古蜀人的发展与进步。

这一时期，人们对自然充满崇拜与向往。《山海经》中著名的“金乌负日”神话分别在成都金沙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找到金乌、扶桑的原型太阳神鸟金箔、青铜神树，而大木扶桑“居水中”，则又暗合了蜀地当时为河渊众多的湿地森林的自然面貌。再则，自蚕丛氏从茂汶盆地到达成都平原以后，由柏灌氏以鸟为名到鱼凫氏、杜宇氏羽化成仙，后继古蜀王无不流传有与飞鸟、飞天相关的崇拜与神话。对以鸟、天空、太阳、树为代表的自然的态度充满浪漫的想象和无限向往，这是古蜀人对自然的主要情感基调。

羽化飞天的浪漫想象后来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所吸收，成为中国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空间，也承载起中国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古蜀是中国仙源思想与文化的起源，也是古蜀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秦汉魏晋时期

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非绝对的自然至上，人类的改造也不一定就会造成自然的衰败。这个道理，2000多年前的成都人就已深知。

秦汉魏晋时期，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水利设施的兴建让千里沃野实现了“水旱从人”。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巨大成功，让蜀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生态经验。都江堰的修建以现有山势和地形因势利导，又在长期观察和总结岷江水流客观规律后采取无坝引流，从而真正实现了“水害”变“水利”，这充分体现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的改造观。也就是说，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势必会有改造自然的活动，如果人们尊重自然，提前掌握自然规律以后再顺应规律创造相应条件，自然就会顺势而为朝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从而真正将人类活动融入生态系统，实现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平衡。这与道家“法自然”“处无为”的思想如出一辙。东汉时期，张道陵结合神仙崇拜和自然无为的道家学说，在成都大邑鹤鸣山首创道教。都江堰附近的青城山更是成为道教名山。“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这样的自然改造观以宗教信仰的方式为后世所铭记与领悟，也造就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独特内容与魅力。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大大提升，古蜀时期对自然的崇拜与浪漫想象到秦汉魏晋时期发展为对自然的热爱与追崇。扬雄、左思在各自的《蜀都赋》中都浓墨重彩地描述当时成都的王孙、豪侠们最热衷的娱乐活动就是去亲近自然。他们或者成群结伴到草木茂盛的河流边支帐设宴游玩，或者月复一月地追逐飞禽走兽足迹，享受田猎之乐，又或者泛舟池泽，享受悠闲惬意的亲水时光。而一般的成都人则将对自然的热爱寄托于花木的种植，每到春天，成都城里“百华投春，隆隐芬芳”，如果不是当时成都人流行的生活趣味，又怎会有全城繁花芬芳的景象。

隋唐宋时期

形成特色突出的生态文化体系

隋唐宋时期是成都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高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成都虽然面临工商业发展和填池垦地带来的生态系统失衡风险，但在继承前代生态文化与智慧的基础上，人们将前人的生态认知发扬光大，有效地维持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系统地形成了蜀人的生态文化体系。

充满生态美的文雅追求。融自然、工商业、生活为一体的美好园林生活熏陶着人们的身心。人们乐意慢慢用心去发现眼前的美，也乐此不疲地去赞美这种美，形成数量不菲的文学佳作，成为重要的生态文化载体。以李白、髙骈为代表的诗人在浪漫的文学想象中将全城满眼的繁花和华美的蜀锦联系起来，勾勒出春花似锦、锦似春花的“锦城”意境。后蜀皇帝孟昶让这浪漫的意境变成了现实。他曾经遍植芙蓉于成都罗城上，九月间芙蓉齐放，使成都成为繁花似锦的锦城。“锦城”成为成都重要的文化标签。

形成亲近自然的文化行为。文雅与自然的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漫生活。与魏晋不同的是，平民也参与到这样的文化生活中。这一时期，成都花市繁盛，二月花市、八月桂市、十一月梅市，几乎月月皆有；从正月开始，以大游江、小游江为代表的亲近自然的游赏习俗几乎月月都有，这些全民性的民俗活动给城市打下深深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烙印；在官方支持下，更是通过江渎神祭祀行为、都江堰岁修活动等去实践和强化尊崇自然、亲近自然的生态认同。

引入生态智慧的生产方式。正如从修建都江堰中获得生态认知，这一时期也重视引入并运用自然的规律去解决生产活动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成都造纸业发达和锦江水质上佳形成的反差背后正是成都人生态智慧的有力证据。

隋唐之后，经过宋元易代、明清更替，居民成分和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原来的民间习俗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在历史中。明清时期，由于人口先下降后滋长，以林盘为主的栖居方式让人们在成都平原持续发展，生态文化也在林盘中得以延续与传承。

——课题来源：2024年成都西南文化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西南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贡献研究”（项目编号：XNWH-2024-ZD-02）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